1963年8月,太行之麓,大寨村遭逢未曾有的災難。
七夜連綿的暴雨,毀屋滅苗,整個村莊面目全非。然而,村支書陳永貴面對苦境,竟笑稱:“無人傷亡便是大吉。”
他率領村民,僅憑手中鐵鍬與扁擔,未取國傢一錢,竟在瘡痍的土地上重建瞭新大寨。
甚至災後之年,糧食產量不減,國傢的征糧照數上繳,無愧於心。
1986年春,病榻上的陳永貴囑咐,死後一切從簡,骨灰歸散於大寨土地,無需追悼、告別。
1986年陳永貴病逝,兒子定居澳洲,自稱放棄瞭很多賺大錢的機會
隱退都市五載,農民本色依舊
在1980年那一年,陳永貴決意告別瞭政壇的喧囂,便悄然開始瞭他的退隱生活。
他移居至北京城復興門外大街22號樓的第十二層,那裡有一套三室一廳的簡樸住所,窗外便是城市的喧嘩與寧靜交織。
盡管身處都市之中,陳永貴依舊保留著鄉間的習慣。
他總是身著那件傳統的黑色中式對襟衫,頭上包裹著象征勤勞的白毛巾,這成瞭他的一種獨有標識。
不論是在大寨的泥土中,還是在中南海的堂皇,亦或是在這座高樓的狹小空間裡,他始終不忘自己農民的身份。
在1985年的歲首之後,陳永貴的身體一日比一日顯得枯槁而瘦弱,整個人似乎被風幹後剩下瞭骨架。
每逢清晨,他都覺得自己像是被無形的重負壓得透不過氣來。
可是,他心中有著深深的憂慮——醫院的花銷龐大,總感覺自己不能承受,因此總是遲遲未能決心去醫院進行徹底檢查,就這樣一直拖延著。
直至1985年8月的一天,陳永貴終於感到自己的身體似乎快要支持不住,這才帶著幾分不得已的決心,拖著疲憊的步伐,來到瞭北京的某所大醫院。
醫院裡的醫生和護士們一眼便認出瞭他,紛紛用極其熱情的態度迎上前去,握手問暖,仿佛在迎接一位久別重逢的老友。
陳永貴盡管身體虛弱,但仍保持著禮貌,與每一位前來問候的人輕聲交談,面帶微笑。
入院的頭三個月裡,陳永貴還能穿著病號服,在醫院的庭院裡緩步散步,那時的他,每天都在與病魔做著拉鋸戰。
當中秋節到來時,他特地請求醫生允許他短暫回傢,以求和親人共享團圓的歡樂。
那天下午,他在傢中與傢人圍坐一桌,共享瞭一頓溫馨的團圓飯,盡管心頭的憂慮未曾消散,但傢的溫暖讓他暫時忘卻瞭病痛。
當天晚上,他便匆匆返回醫院,如同一隻歸巢的鳥兒。
然而,好景不長,化驗結果很快出爐,醫生們面色沉重地最終診斷出他患有晚期肺癌。
這一消息,醫生們首先告知瞭陳永貴的大兒子和他的司機,卻刻意隱瞞瞭老伴和小兒子,以免他們承受太大的打擊。
盡管陳永貴沒有直接看到那份化驗單,但從醫生和護士的眼神和言辭中,他已經猜到瞭自己餘生的日子不會太多。
春寒料峭別老友,風過無痕歸故土
1986年3月21日上午九點,正值北京春寒料峭之際,山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阮泊生,頂著初春的寒風,急匆匆來到醫院,拜訪舊日戰友陳永貴。
昨日,中央辦公廳已密報此事,陳永貴心中自有一番盤算。
他讓兒子輔助,艱難地坐上輪椅,面對老朋友,雖病痛纏身,語氣中卻不失幽默風趣:“阮老,你是打前站的,多謝瞭!”
這句話裡,既有對友人真摯的感激,也有對生命終點逐漸清晰的無奈。
阮泊生匆匆離去後,陳永貴靠在床頭,耳畔不時傳來匆匆的腳步聲。在生命的黃昏,他何嘗不希望能見最後一面那些故土的親人和久別的戰友?
此情此景,心頭不由得湧起幾分辛酸。
約摸十點,宋立英、梁便良、賈來恒、趙顧棠等一行人齊聚病房。
空氣中彌漫著悲愴與哽咽,這些老戰友的眼中帶著淚光,他們曾與陳永貴一同經歷過革命的風風雨雨。陳永貴艱難地舉起手,與每一位戰友緊緊握手。
多少年的風雨同舟,既有鬥爭的輝煌,也有失敗的痛楚,既有歡笑的日子,也有淚水的夜晚。
隨後,黨和國傢的領導人抽出寶貴時間,前來探望;在京開會的全國人大代表、藝術傢,還有那些年共事過的老同事與摯友,甚至海外歸來的著名農業專傢美籍華人韓丁的妹妹寒春與其夫陽早,也都來到瞭醫院。
在這些見證與慰問中,陳永貴心底逐漸坦然,接受瞭生命即將終結的事實。
他示意多年的隨從焦秘書準備好筆墨紙硯,然後斷斷續續地,用盡剩餘的力氣,敘述瞭自己早已構思完畢的遺願:
“我深感中多和北京醫院諸位同仁的關懷與救治,對此衷心感谿。關於我辭世之後的後事,我請求一切從簡,不辦追悼會,不設告別儀式,願我的骨灰被帶回大寨,撒於那片養育我成長的土地上……”
焦秘書一字不差地記錄下每個字,每句話,然後再重復念給陳永貴聽,確認無誤後,陳永貴用顫抖的手在紙上艱難地簽下瞭自己的名字:“陳永貴”。
1986年三月二十六日,黃昏八時三十五分,陳永貴終於倦盡人世,享年七十二歲。風過瞭無痕,塵歸瞭故裡,大寨的一片天地似乎也隨之凝重瞭起來。
三日後,即1986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午後,陳永貴的親人、故舊友朋及一百餘名有關人士齊聚北京八寶山火葬場第一告別室,向這位老農民的肉身最後致意。
告別室內,陳永貴的遺容安詳地臥於靈床之上,他身披深藍色的中山裝,頭旁輕放一頂藍色呢帽,足蹈樸素的黑佈鞋,一塊紅綢,雜著金色小花,恭恭敬敬地蓋在他身上。
這一切,皆是按照他故鄉的古老風俗佈置的。
告別室裡,二十七個花圈圍繞著靈床而立,其中,中共中央、山西省政府、昔陽縣政府及大寨村等單位與個人送來的花圈,悉數排列於兩旁,表達著對陳永貴的深切哀悼與崇高敬意。
按照陳永貴生前的遺願,原本不應舉行盛大的追悼會。
然而,大寨的支部書記梁便良卻感嘆道:“不開追悼會,群眾可不答應啊!”
因此,就在陳永貴的靈車抵達前,大寨人民已經自發搭起瞭靈臺,於清晨在鄉間空地舉行瞭一場隆重的追悼會。
花圈如山,哀思如海,場院之中,滿是鄉親們的悲悼與不舍。
追悼會一結束,梁便良便催促大傢立即拆除靈臺,“不要讓老陳看見我們還開瞭追悼會。”
下午三點四十分,隨著靈車緩緩駛入大寨村的石拱門,原本忍淚等待的鄉親們終於忍不住痛哭起來。
此時,昔陽縣藝術學校的樂隊奏起瞭山西的民間調子,震天的鞭炮聲在群山間回蕩,悲壯而莊嚴。
陳永貴的大兒子,陳明珠,手捧骨灰盒走下車來,響徹的嗩吶聲與斷斷續續的鞭炮聲,伴隨著鄉親們的哭聲,交織成一幕悲愴的送別。
人們沿著裝點著花洞門的小徑走過,眾人爭相上前,企圖觸摸那裝載著骨灰的盒子,以此表達對陳永貴的最後敬意。
他們緩緩走出瞭居民區,向著陳永貴曾與貧苦農民共同開墾的第一塊人造平原前進。
在這裡,親屬撒下瞭第一把骨灰;在被曾經批判過的西水東調大渡槽橋墩下,撒下瞭第二把;而在虎頭山腰的人造天池旁,又撒下瞭第三把。
當隊伍登上虎頭山之巔時,僅留一撮骨灰,其餘一切隨風灑向那廣袤的大寨土地,歸於那片哺育他的良田沃土。
陳永貴的最後一份心願得到瞭尊重,他的骨灰並未用飛機撒向狼窩掌,正如他生前所囑:“撒我的骨灰,不要用飛機,也不要撒在狼窩掌。”
遺願未竟,子承父志
在那個不太遙遠的年代,宋玉林年輕時嫁給瞭陳永貴。
那時的陳永貴尚未擔負起許多職務,且年長她十餘歲。對於這段緣分,宋玉林簡潔地用“喜歡”兩字來概括。
真情難以復雜,恰似人生的一杯茶,嘗盡百味後,歸於淡然。
宋玉林在18歲就成為瞭婦女幹部,是鄉裡的支前模范。在全國解放洪流中,她如同一朵沐浴在春風中的桃花,堅韌而生動。
縣裡每年都要請她參加勞模會,這在當時是極大的榮譽。正是在一次勞模會上,她與陳永貴的命運線交織在瞭一起。
到瞭1965年,陳永貴的第一任妻子因癌癥離世,大寨的風正勁,全國學大寨的浪潮如火如荼。陳永貴肩負重擔,傢中則有兩個幼子需要照料。
那時,宋玉林已是自由之身,人們出於好心,將她介紹給瞭陳永貴。
從此,宋玉林便步入瞭陳傢,成為瞭這個傢庭的一部分。雖然嫁入陳傢後的宋玉林未曾享受過多的物質富裕,但她的內心卻是幸福的。
陳永貴在傢從不擺架子,傢務事從不推諉,兩人共同承擔,生活雖簡,情感卻深。
陳永貴一生中共有三子一女。
除瞭在昔陽工作的大兒子、二兒子和女兒,他特別牽掛著尚未成年的小兒子陳明亮,希望他能邁入大學的殿堂。
事實上,陳明亮在父親去世數月後,便考入瞭北京師范學院。
大學生活的艱苦他深有體會,曾有時候口袋裡僅存三角五分。
他心中有一種使命感:“得掙錢,得改變這種狀況。”
因此從大二起,陳明亮便開始邊學習邊打工,畢業後更是歷經風雨,從開發廊到經營餐館,從商貿公司經理到股份制企業的董事長,最後,在朋友的助力下前往澳大利亞深造工商管理兩年。
歸來後,他投身於進出口貿易,書寫瞭自己的傳奇。
陳明珠,作為這一代人中職位最高者,曾任昔陽縣委宣傳部長達二十餘年,現已退休。
而陳明亮的二哥自17歲起當兵,後復員轉為普通工人,至父親去世時仍是。
陳傢的姐姐則在昔陽縣公安局管理檔案多年。
陳永貴生前深信,子女不應僅僅依靠父輩的光環,因此至今,他們三人仍舊在山西昔陽,用自己的雙手書寫著各自的生活。
在陳永貴生命的最後幾頁,有一件事牽掛在心:那就是他的小兒子陳明亮的教育。
1986年,陳明亮正站在高考的門檻前。
本想親眼看到兒子穿上學士服的那一天,然而天意弄人,陳明亮的高考正懸在眉梢,而陳永貴自知餘日無多,恐怕連孩子高考的鐘聲也聽不到瞭。
陳永貴留下的遺囑,陳明亮至今保存著。其中提到瞭陳永貴生前積攢的8300塊錢,這筆錢裡還包括瞭土改時期,房子作價入集體的3000餘元。
陳永貴原計劃將這些積蓄全部上交為黨費,此舉出自他對黨的忠心,但也引發瞭傢庭的風波。
宋玉林對此大為光火,與陳永貴有過一場劇烈的爭執。她直截瞭當地質問陳永貴:“錢都交瞭黨費,咱們兒子上大學的學費從哪裡來?”
這是個實實在在的問題,宋玉林的直率與現實,讓陳永貴不得不重新考慮。
因此,遺囑被迫修改,確保瞭陳明亮的教育費用得以保障。
在陳永貴生命的最後一天,他含淚對妻子說出瞭心底的遺憾:“原本希望能再陪伴四年,看著兒子大學畢業。如今看來,四個月都難熬過去。”
他深感痛惜,陳傢歷來沒有大學生,他本希望陳明亮能打破這一傢族的歷史。
陳永貴與宋玉林雖然自己未曾涉足學校門檻,但他們心中有一個樸素而堅定的願望——看到孩子們走出大山,走進大學的講堂。
盡管自己未能書卷溫馨,卻希望孩子們能有機會領略知識的力量,改變命運的軌跡。
翱翔商海不忘根,精神遺產永相傳
2002年,陳明亮已在商界有瞭自己的一席之地,身為澳大利亞成功商務集團董事及廣東東莞新中食品有限公司的集團主席,他如一隻展翅高飛的雄鷹,翱翔於國際商海之上。
幾年後,他更是擴展瞭自己的版圖,成為瞭北京福閱投資公司和重慶正一實業有限公司的總裁。
西裝革履,頭發一絲不茍,他身著深酒紅色西服,裡襯一件暗藍隱格的挺括襯衫,透過無框琺瑯眼鏡映出的,是他那文質彬彬的商界風范,與他父親陳永貴那身樸素農裝形成瞭鮮明對比。
陳明亮常說,無論他走得多遠,大寨永遠是他的根。每年清明時節,他都會回到大寨,向父親的墓前深深磕頭,表達對先輩的思念與敬仰。
踏入大寨的那一刻,總是讓他感到無比激動,陳明亮心中波瀾激蕩:“我的根在這裡,我的心也在這裡。”每當村中老戰友看到他,總會感嘆:“哎呀,明亮回來瞭!”
那是一種超越時空的親切,父親舊友們的淚水與他的熱淚縱橫交織,共同喚起瞭那段艱苦卻又光榮的歲月。
陳明亮珍藏著父親陳永貴的影集,那是一本記錄著無數珍貴歷史瞬間的冊子。
冊頁中,有他出訪墨西哥、柬埔寨的照片,有他在大寨接待國傢領導和外國賓客的場景,有他在外地做報告的身影,也有他在田間勞作的快樂時光。
這些照片裡,無一不展示瞭他那開懷的笑容——那是一種源自心底的、無私的笑,透露出淳樸副總理的真誠與熱情。
自1998年起,陳明亮選擇在澳大利亞定居,盡管遠離故國,但他始終沒有改變中國國籍,這份歸屬感與自豪感,是他內心深處最為堅定的情感。
在異國他鄉,通過不懈的努力,陳明亮不僅為自己贏得瞭尊敬,也為傢族增添瞭榮光。
陳永貴雖未留下豐厚的物質遺產,但他賦予後人的精神財富,卻是源源不斷的力量之泉。
這份遺產,是金錢買不到的,是後輩們心中永不枯竭的精神支柱。
參考資料:
《八寶山紀事3》 何虎生編著
陳永貴給傢人留下什麼? 兆華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