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匯集瞭大批中央企業總部,致使北京擁有的央企數量高居全國首位,同時也成為全球五百強企業最多的城市之一。
總部經濟固然能帶動城市發展,但凡事講究適量而行。時過境遷後,北京總部過多的問題開始逐漸顯露。於是在去年國傢召開瞭一次重要會議,總結下來就是九個字——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也就是搬遷央企總部。
在中央的號召下,總部外遷浪潮徹底拉開瞭大幕。這些總部匯聚在北京時黯淡無光,但分散在各地頓時就成瞭地方政府爭相競逐的香餑餑,於是各地政府紛紛出臺福利政策,想要吸引承接企業總部落地投資,可一番競爭下來,這些企業究竟花落誰傢呢?
央企外遷浪潮
新中國成立之初,東北地區因強大的工業基礎和區位優勢,成為最早的重點建設項目承載地,一重、一汽等工業巨頭均紮根於此。
但隨著改革開放浩蕩來臨,國務院在1988年實施瞭機構改革,煤炭、石油工業部搖身一變成為瞭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中國核工業總公司等企業,而這些企業總部毫無意外的坐落在瞭北京。
根據國資委網站2022年底更新的名錄,我國目前一共有98傢央企,其中69傢都坐落於北京,6傢位於上海,4傢位於雄安新區,其他則分散在武漢深圳香港等地區。
根據2021年《財富》公佈,中國進入世界五百強的企業增至143傢,其中北京就有59傢雄踞全球前列,超過滬港廣深杭的總和。這些企業成為北京經濟發展的引擎,但長期下來也為北京帶來瞭問題與壓力。
比如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該區域擁有9大市場、30萬平方米經營面積、3萬多從業人員。這片市場日均人流量高達6~7萬,最高峰甚至10萬有餘,是全北京知名堵點。
站在城市發展角度,過多的資源集中勢必會引發交通擁堵、房價高漲等問題,尤其北京作為國際交往、科技創新中心,則更需要高精尖產業來帶動發展,一般性產業的過度集中反而會拖累後腿。
於是北京發改委確定,將一般性制造業、區域性物流基地和批發市場、教育醫療公共服務功能和行政事業性服務機構,統一劃定為非首都功能,在未來要持續疏散。
但自2016年來,全國僅有13傢央企將總部調離北京,因此一部分國人認為這又是一次雷聲大、雨點小的政策號召。直到去年國傢再度召開會議,強調堅決服從國傢大局,啟動第二批央企疏散,大傢才恍然大悟,這次國傢要動真格瞭。
2016年中國遠海集團身先士卒,率先響應號召將總部選在上海,中國船舶集團緊隨其後也定址上海,中國電子集團則將總部搬到深圳。2021年中國電氣裝備集團宣佈落戶上海,三峽集團會總部於2011年將總部搬至北京,十年後則決定響應政策重回故土,將總部設立在湖北宜昌。
對於這些北京央企而言,它們的搬遷主要會從業務佈局來考慮,像電子信息類企業首選落址廣東,能源類則更傾向於湖北、四川。除此之外便是雄安新區,作為目前僅次於北京的第二大央企聚集地,雄安建立之初就是為瞭承接北京的一些非首都核心功能。
總部經濟的重要性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企業總部的入駐堪稱是城市發展的新引擎。企業總部集中瞭該企業研發、營銷、資本運作、戰略管理等核心區段,是高度密集的知識性勞動。而當這些不同類型的大企業總部集體遷入同一地區後,就會形成企業總部聚集效應,輻射周邊區域經濟和科技發展。
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讓企業開始追尋經營成本的最小化。他們利用區域間資源差異,將總部向某個特定區域聚集,入駐總部園區,形成當地的總部基地。深圳、上海、北京、杭州、成都都擁有總部園區,來吸引企業入駐,進而推動經濟發展。
目前全國發達城市獨對總部經濟園區的返稅比例都非常高,基本在30%~80%之間,最多可達到90%。而對於企業而言,僅靠返稅是遠遠不夠的,為瞭吸引企業入駐,各地政府可謂使盡渾身解數來招商引資。
比如深圳,早在2008年便出臺各類鼓勵和扶持總部經濟的政策資源,2012年深圳表示任何新建和遷入企業,隻要符合條件要求認定為總部企業,最高獎勵可達到五千萬元,隨後還有著大量資源對接幫扶。
在不計成本的投資下,深圳在十年間也同樣取得瞭矚目的收獲。百度國際大廈、阿裡巴巴中心大廈、字節跳動大灣區總部、小米國際總部大廈以及各類地產龍頭紛紛落地深圳。此外還包括國外微軟、高通等全球知名企業的功能區域性總部也落戶深圳。
根據深圳2019年的發展報告顯示,中國平安、中國恒大、萬科等等共計八傢企業所營業收入達到近3萬億,占深圳上市公司收入總額的55.2%。並且上市公司產業鏈員工總數,相當於全深圳在職員工的56%,總部經濟所帶動的稅收和就業實在無法想象。
而這次央企爭奪戰,各地政府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先是杭州在2023年發佈總部經濟新鄭,目標在2025年之前將本市總部企業數量至少新增100傢,阿裡全球總部的入駐更是讓杭州旗開得勝,未來可期。
合肥不甘其後,直接入駐企業進行現金獎勵,允諾總部企業將上市主遷入後,一律獎賞300萬,並計劃在2025年前150個企業總部數量的小目標。
鄭州也在大力開發中原總部基地,啟東之類的三線小城也加入瞭這場企業爭奪戰,為什麼內地城市現在都在內卷,它們的緊迫感來自於哪裡?
答案是來自於香港、新加坡這類國際化都市。不久前寧德時代和香港科技園簽署協議,將在香港設立國際總部,並投資12億港元提供500個工作崗位。而哪吒汽車、地平線公司都紛紛與香港科技園達成合作,就連蜜雪冰城都選擇進駐香港。
內地城市意識到,香港這類國際化都市在金融貿易和稅收體系上要更為完善便捷,就連城市文化也要更為開明多元,諸多優勢讓它們成為瞭大型企業設立總部的最優選。如果內地城市再不進行自我變革,推出福利政策,隻怕發展會更加滯後。
但國內政府投資失敗的案例也不在少數,武漢王傢墩CBD就是鮮明典型。2001年武漢打算將王傢墩機場改造為對標上海陸傢嘴的商務區,為此斥資請頂尖設計公司進行規劃。
可始料未及的是,武漢政府竟然在開發商選擇上驚現低級失誤,將四千畝的王傢墩CBD交由一傢沒有任何商務開發經驗的公司承接。最終毫無意外開發商出現問題,導致王傢墩CBD現今無人問津,甚至土地都淪為強制拍賣的地步。
“招商引資、增長經濟”,這八個大字是未來幾年間全國各地城市所追逐的目標,但在曲折蜿蜒的發展道路上,政府要作出長遠清晰的規劃,不要一味追求浮誇的表面規模,導致最終折戟沉沙。隻有在失敗中汲取經驗,才能從成功走向成功,從失敗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