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夏天,孫天勤,這位中國空軍的王牌試飛員,駕駛著殲-7IIA戰鬥機悄然離開瞭祖國的領空,一頭紮向瞭未知的命運。他的行動震驚瞭中外,帶著大陸最新的軍事技術情報,孫天勤成功叛逃韓國,隨後輾轉抵達臺灣。臺灣當局為他準備瞭隆重的接待儀式,不僅授予他空軍少校軍銜,還獎勵瞭7000兩黃金。這一切看似是飛黃騰達的開端。
1984年,孫天勤娶瞭同樣叛逃的音樂傢李天慧,哈佛心理學高材生的身份為他們的婚姻增添瞭幾分光彩。然而,現實卻並不如他們所想,孫天勤逐漸被臺灣社會邊緣化,遭遇冷遇和猜忌,生活的光環迅速褪去。他們為何最終在異國他鄉自感如“喪傢之犬”?
叛逃的精密策劃
1983年5月,孫天勤被派往大連周水子機場,參與殲-7IIA戰鬥機的試飛任務。這項任務在當時並不算特別緊張或者復雜,但對於孫天勤來說,這一切都是他計劃中的一部分。在其他人看來,他依然是一名專心致志的試飛員,每天按部就班地進行著飛行測試,檢查飛機的性能,記錄數據,向上級匯報,跟其他同事交流,和塔臺溝通,看不出任何異樣。然而,實際情況卻截然不同,他早已在心裡做瞭另一番打算。
在參與試飛任務期間,孫天勤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時,暗中開始對航線進行精密的計算和規劃。他知道,叛逃行動不能有半點差錯,任何細節上的疏忽都可能導致失敗。於是,他在每次飛行任務中,都以試飛為掩護,暗中計算從大連到轉彎點的距離,以及從轉彎點到韓國的方位和航程。他盡可能多地記住這些數據,每一個關鍵節點都反復演練。
進入8月後,孫天勤的叛逃計劃已經基本成形。8月7日下午13點50分,孫天勤再次接受任務,執行例行飛行。他與僚機一同升空,按照塔臺的指示,沿著預定的航線飛行。大連的天氣晴朗,視野清晰,飛行條件非常理想。這次任務和以往並沒有什麼不同,僚機在他的右側,彼此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塔臺的指令依然有條不紊地傳來,機組人員都在監控飛機的各項數據,確保飛行安全。
當塔臺通知可以進入轉彎點時,孫天勤按下按鈕,回瞭一聲“明白”,隨後迅速瞥瞭一眼油量表。這個動作看起來再正常不過,但此時的孫天勤卻是在做最後的確認。他註意到燃油充足,足以支持他飛往韓國。
首先,孫天勤迅速關閉瞭應答機。這一舉動可以讓飛機從雷達上消失,增加逃脫的機會。與此同時,他按住無線電通話系統的發話按鈕,故意讓無線電處於開啟狀態,從而阻斷僚機與塔臺的通訊。這樣一來,僚機無法及時向塔臺匯報異常情況,給他的逃跑爭取瞭寶貴的時間。
叛逃的驚險過程
孫天勤迅速調整瞭飛行方向,熟練地操縱著戰鬥機的操控桿,直接掉轉機頭。巨大的慣性讓飛機在短時間內開始急速下滑,機身迅速失去高度,從原本的8000米高空急劇下降。氣流呼嘯而過,飛機在下降過程中產生瞭強大的氣壓變化。
從8000米的高度下降到1500米,對一架戰鬥機來說,需要極高的技術水平和對飛機性能的精準掌控。這種高度急劇變化,不僅會對飛機的機體結構造成壓力,也極易導致飛行員的身體產生不適,但孫天勤的操作相當穩健。隨著飛機逐漸接近1500米的高度,他通過無線電故意發出急促的呼喊聲:“座艙冒煙!座艙冒煙!”
航管人員聽到孫天勤的呼叫後,迅速做出瞭反應,開始密切關註他的位置和飛行狀況。他們無法從雷達上直接獲取飛機的狀態,因為在下降過程中,孫天勤已經關閉瞭應答機,這使得飛機在雷達屏幕上逐漸消失,隻能通過無線電聯系。與此同時,僚機飛行員也聽到瞭這一呼叫,雖然他試圖通過無線電與孫天勤進行溝通,但卻無法獲得任何有效回應。
孫天勤的呼叫並未停止。當飛機繼續下降至500米時,他再次通過無線電喊道:“不行瞭!我要跳傘瞭!” 這一聲喊叫更加緊急,傳遞出的信息讓地面控制人員和僚機飛行員都認為他已經失去瞭對飛機的控制,準備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跳傘逃生。
事實上,孫天勤並未跳傘。他早已調整好飛機的高度,降低至500米後,他迅速貼近海面,以高亞音速繼續飛行。這種低空飛行非常危險,但也是避開雷達監控的有效手段。雷達通常很難捕捉到如此貼近地面的飛行物體,特別是在沿海區域的復雜環境下,雷達的監測范圍受到瞭很大限制。
在如此低的高度飛行,孫天勤必須時刻保持對飛機的高度控制,任何失誤都有可能導致飛機失速或者撞擊海面。他完全依靠自身對飛行技術的熟練掌握,確保飛機能夠穩定地保持在500米以下的高度,同時以高亞音速快速飛行。隨著時間的推移,孫天勤的飛機逐漸遠離瞭中國領空,朝著韓國方向飛去。
到達韓國後的命運轉折
當孫天勤順利抵達韓國後,他立刻通過可靠的渠道與臺灣方面取得瞭聯系,表達瞭他希望前往臺灣的意願。韓國政府在接收到孫天勤的請求後,並沒有為難他,很快為他安排瞭相關事宜,確保他的安全。同時,臺灣方面在接到孫天勤的消息後,反應極為迅速。畢竟,孫天勤不僅是一名資深飛行員,且擁有極高的軍銜和豐富的飛行經驗,更重要的是,他掌握著殲-7IIA戰鬥機的最新技術和信息。
臺灣當局對孫天勤的叛逃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作為當時叛逃至臺灣的人員中職務最高、掌握機密信息最多的一位,孫天勤的到來無疑為臺灣帶來瞭極為重要的軍事情報資源。
臺灣方面迅速采取行動,安排專機前往韓國接孫天勤。在確認孫天勤的身份和安全後,臺灣政府決定派遣一架華航專機前往漢城,將他接回臺灣。
8月24日上午,孫天勤乘坐的華航專機從韓國漢城的機場起飛,目標是臺北桃園機場。然而,為瞭確保孫天勤的安全,臺灣方面采取瞭相當嚴密的防護措施。在專機起飛後不久,臺灣空軍立刻派出瞭八架F-5E型戰鬥機升空護航。
在臺北桃園空軍基地,另有八架F-5E戰鬥機已經處於戰備狀態,隨時準備起飛應對任何可能出現的突發情況。這一切都表明臺灣當局對孫天勤的重視程度非常高,幾乎動用瞭全力來保障這次行動的安全。
榮譽與猜忌並存的臺灣生活
孫天勤抵達臺灣後,臺灣當局為他準備瞭一系列的接待活動。9月1日,在臺北的“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臺灣為孫天勤舉行瞭一場隆重的授銜儀式。當天場面十分盛大,各界人士到場祝賀,媒體也進行瞭廣泛的報道。
儀式當天,孫天勤穿著整齊的空軍軍裝,精神抖擻地站在臺上,接受臺灣空軍的正式授銜。他的職位被設定為空軍少校,這對一名叛逃者來說,已經算是相當高的軍銜瞭。授銜儀式結束後,孫天勤還接受瞭臺灣當局為他特別準備的豐厚獎勵——7000兩黃金。這筆獎勵折合成人民幣約3750萬元,金額之大足以顯示臺灣對他的重視。
在場的高層領導對孫天勤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甚至有臺灣官員在致辭時表示,孫天勤的到來是臺灣軍隊的一次重大勝利,充分展現瞭臺灣對大陸軍人的吸引力。這樣的言辭和場面,更多的是為瞭宣傳臺灣當局在吸納叛逃者方面的“成就”。
然而,盡管儀式場面光鮮亮麗,氣氛熱烈,但在背後,臺灣當局對孫天勤的態度並沒有表面上那麼輕松。在公開場合,他們高調宣揚孫天勤的到來,以此作為政治宣傳的手段。但實際上,由於孫天勤的叛逃背景,他們始終對他保持著高度的戒備。
雖然他被授予瞭少校軍銜,並正式加入瞭臺灣空軍,但他在軍中的實際地位和職務並不重要。臺灣方面始終沒有將真正的重任交給他,也沒有給予他太多實質性的權力。在軍隊裡,他的職責更多是象征性的,遠沒有他在大陸時那樣重要。
結局的黯淡與無歸的落魄人生
1984年,孫天勤在臺灣的生活發生瞭一次重要轉折,他與同樣叛逃至臺灣的音樂傢李天慧結為夫妻。李天慧是哈佛大學心理學的高材生,但與孫天勤一樣,她選擇瞭背離祖國,叛逃到臺灣。
李天慧雖是學術界的佼佼者,但她選擇音樂作為職業,在臺灣的音樂界並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就。她的音樂才華沒有得到太多發揮,生活中的現實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盡管兩人結婚初期生活還算穩定,但與預期的光鮮生活相去甚遠。他們雖不像其他普通人一樣為生計發愁,但由於叛逃的身份,他們總是被臺灣社會以一種疏離的眼光看待。
與此同時,孫天勤繼續在臺灣空軍中服役。雖然他在加入臺灣空軍時得到瞭不小的榮耀和豐厚的獎勵,但實際的軍中地位卻與他的期望相差甚遠。他的工作更多是象征性的,真正的核心機密和軍事任務從未向他開放。臺灣當局始終對他保持高度警惕,擔心他再次背叛。即便在日常工作中,孫天勤也感受到來自上級和同事的戒備和不信任,這種局面讓他的服役生活充滿瞭壓抑。
隨著時間的推移,孫天勤在臺灣的處境愈加艱難,自嘲自己是條喪傢之犬。他在空軍中的工作越來越邊緣化,始終得不到重用。臺灣當局對他的警惕沒有減弱,反而在他服役期間始終小心防范。這種缺乏信任和壓抑的環境,最終讓孫天勤做出瞭退役的決定。
退役後,孫天勤與李天慧商量,決定離開臺灣,前往海外尋求新的生活機會。他們選擇瞭移民加拿大,試圖在那裡重新開始。在他們看來,加拿大或許能夠提供一個遠離過去、擺脫叛逃者身份標簽的地方。然而,現實遠比他們想象的復雜。移民加拿大後,他們的生活依舊並不順利。隨著年齡的增長,孫天勤和李天慧的生活逐漸變得孤獨。
參考資料:[1]周恩惠.略論我國刑事追訴時效超期適用[J].法學評論,1993,11(2):75-7766